大动作！市四套班子领导到昭鲁调研城市总规修改工作

而因为只有一个天，所以世界上也只能有一个天下。

但法官的这种释明权（或义务）也应当是规范的。  四、我国法官慎言义务及主要遗留问题 我国在上个世纪，法官没有职业化的背景，因此法官职业道德规范没有受到重视，是很不完善的。

法官出现不当言论后，可不可以以自己的公民身份和公民言论自由权来为自己抗辩？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法官首先是法官，而不是普通公民。当我们处在内心的正义感过于强盛的时候，法官内心会有过激的冲动，也会有过激的言论和行为。[21] 由于历史和司法体制的原因，法国法官职业道德没有设立规范。[30] 高一飞：《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131页。[74]对法官嫖娼行为的调查和处理，如果设置媒体报道的禁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是可想而知的。

2001年是新世纪初，随着我国法治化、加入WTO（2001年）、司法职业化（自1998年肖扬任大法官起），我国法院明确进入司法职业化建设阶段。[23] 德国《法官法》第39条规定法官原则上如其他国民一般，亦享有政治活动自由，自亦得于职务外发表言论，惟必须节制与保守，以维护对其独立性之信赖不受损害。  内容提要: 人文主义法学是指崇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本性的法学观点或法学思想体系

  内容提要: 人文主义法学是指崇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本性的法学观点或法学思想体系。人文主义法学的指导思想是将人作为目的。人文主义法学的兴起将促进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的发展。人文主义法学的基本原则及对法律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原则促进了权利、人权、自由的产生和发展;防范人的恶性原则促进了法治概念、民主政府、分权、法律程序、法律监督的产生和发展;宽容人的弱点原则主张法律对人的行为不宜提出过高的要求;鼓励人的优点原则主张法律允许人们参与法律实践活动、鼓励人的奉献行为

就当下的中国而言，这些内容能否体现中国现实社会的基本特色并符合法治的基本理念等等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并未能展开充分的讨论和取得基本的共识。  内容提要: 随着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基本共识，随着法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不仅从理论上开始研究法治指数和法治评估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法治指数设计并加以推广的运动。

我们认为，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本该统一的法制与法治，如何能够确保法治指数或者法治评估体系的统一显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重要问题。我们希望中国全社会都认真对待中国的法治!认真地对待中国的法治指数!   注释: ①钱弘道教授对法治指数和法治指标作出了区分，提出指标是为了评估的需要，对评估的内容或者要素所做的进一步解释，而指数是以量化的方式确定指标的权重及其等级，并以一定的公式计算出法治水平的分值作为评估结果。通过考察法治(法制)现代化的动力源，我们可以将法治(法制)的发展区分为內源性与外源性法治(法制)现代化。参见李蕾：《法治的量化分析——法治指数衡量体系全球经验与中国应用》，《时代法学》2012年第4期。

我国的法治指数体系的设计主体更多的是政府主导，大多属于一种自我评估。思想维度   一、问题的提出 时代推进到现在，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宏观层面和理论层面，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24]990无论是塞尔兹尼克、富勒还是拉兹、罗尔斯，他们对法治标准的解释更多地是从形式法治的角度进行的，而实质法治中包含的内容难以通过量化的标准加以体现，塔马纳哈将法治的发展描述为从薄到厚的过程，而其中的厚就是将实质法治的内容纳入其中，诸如人格尊严、实质的平等和福利等。自近代以来，被称之为赛先生的科学成为启蒙的旗帜和口号被引进中国并得到广泛宣传，最终逐步演化为一种科学主义。

相比较而言，我国各级政府的法治割据式的法治指数设计和推行将更容易导致法治评估统一化的丧失。有效的刑事司法和非正式司法。

2.有效的指标需要一个清晰的概念基础。[7]2005年世界银行发表名为《国别财富报告》的评估报告，法治指数的概念首次被提出用来表述和评判一国人民守法意识的意愿以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

从这个角度，定量分析中确实存在‘玩弄数据的空间，即我们不能排除研究者倾向于采用某个特定的模型设置、操作定义或样本选取方式，以导向符合自己意向的结论。此外，法治指数的局限性还部分源自于法治指数的测评过程，尽管法治指数的量化和分析方法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依然会由于操作的问题影响法治指数测评的结果。2011年8月，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可问题是，法治的真正根基和生存土壤在于社会，在于以广泛的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社会善治与公权力的规则化治理，而这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典型的内生发展的渐进主义的逻辑，是保障法治永续持存的关键。3.不存在不受价值影响的指标。[36]44法治指数内在的建构性更利于实现前者，而后者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的慢慢转变，需要更多的公民个人和组织自发地承担起维护、督促和践行法治的重任。

尽管大多数人都承认法治指数设计与推行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的重要意义，希望法治指数的设计和推进能够帮助中国社会早日实现法治国家的梦想，希望法治指数的推行能够促进社会中民众的法治精神的培育和养成，然而我们更希望我国各级政府和法学学术界都能够理性对待当前的法治指数热，认真思考中国法治指数设计所必然涉及的诸思想维度。迄今为止，我国并无在全国层面的法治指数体系，国务院2004年颁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和2010年颁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中更为侧重行政部门的法治建设考核，并且更多地像钱弘道教授所说的指标而非量化具体的指数体系。

将有关法治的基本内容量化成一个体系性的和详细的测量标准的做法源自于社会指标运动在国外理论与实践界的兴起，比如将经济指标研究所具有的计量型、准确性与实用性的优点纳入到社会学研究系统中，就是典型。但从法治与真实的人的真实生活的逻辑联系来看，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确实需要谨慎地处理好定性与定量的关系。

在缺乏全国性的独立的法治指数体系情况下，要强调在全国层面进行法治指数设计的重要性，从而尽可能避免地方性的官方法治指数变异为粉饰地方非法治的工具，从而阻碍整个国家的法制统一与法治完整。伴随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展开的法治指数或者法治评估行动，大量的法治指数设计或者法治评估体系应时而生。

我国地方政府的权力要弱于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权力，即使在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政府中，也强调整个国家利益的优位性，诸如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7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了真正的执政党的身份自我意识，其所提出的这些法治主张和要求，恰恰是对从自身60多年来执政经验和教训中获得的政治智慧的理论与实践表达。有综合性全方位涉及方方面面的法治指数，也有仅仅涉及某一个行业和领域(比如工商、财政)的法治指数。[12][13][14]国内对法治指数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着重介绍国外法治指数的设计和研究，诸如国际上已经存在的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度指数、透明国际的国际透明指数、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以及发展中国家制定的一些法治与民主指数。

显然，这种不同并非细枝末节的差异，而是在何为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上存在不同认知或者本来就认知模糊。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遵循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给予了地方先行试验的权力，也就是说赋予了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和区域内突破全国法制框架的权力。

有学者曾指出：从事社会科学定量分析的学者都非常清楚，模型的基本设置、变量的操作化、样本删除等方面的细微差别，都有可能导致结果很大的差异。[10] 随着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基本共识及法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不仅从理论上开始研究法治指数和法治评估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设计法治指数并加以推广的运动，这两个方面互相促进，互为因果，成为当前中国法治实践中热衷于法治指数设计的催化剂。

法治指数的诚信意味着，不仅要发挥法治指数的正能量，同时也要认真对待法治指数的限度，避免出现一种唯法治指数为上的理性的僭越。这种试错性质的地方性先行试验有助于缓解法治建设中整体性失误存在的可能性，并且有利于突出各个地方的特殊性，但是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法治的普遍性。

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背景下，法治指数的实践大热，远不能遮蔽和真正解决其在理论上的那些辩证难题，而这恰恰应该是我们在理论上予以理性考量的中国背景下的法治指数设计应加以认真对待的思想维度。这些治理指数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从自身的立场出发的……这样的治理评估往往可能带着评估者自己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18]诸如北京市法治建设指标体系中设有民主政治建设项，将很多有关民主的内容纳入到法治评估体系中。在对法治状况依据法治指数进行的测评中，通常并不仅仅要对规则运行情况进行描述性的总结，诸如余杭区法治指数中对信访率、案件上诉率、暴力犯罪数和群体性事件数等进行的客观统计和描述。

矫正定量分析可能带来的弊端并非是放弃法治指数的设计，也不是过分地强调定性分析的优势，而是通过开放法治指数测评体系的方式，接受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法治指数测评，接受更多元化的测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完善法治指数的各项内容，深化对法治的理解和把握，推进中国的法治实践发展。因此，作为衡量和促进法治建设的法治指数设计应该更多地体现民间的自发性和多元性，但是我国对法治指数的设计和推进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

反思性地思考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虚与实、中国与世界、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与杂多、表象与实质、诚信与虚构、理想与现实、定性与定量、建构主义思维与法治的渐进主义逻辑、科学与人文这些相关的思想维度，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和设计中国的法治指数，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实地理解中国的法治建设并理性而稳妥地在实践中推行法治指数。(九)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的建构主义思维与法治的渐进主义逻辑 法治指数在内在的思维方式上体现的是纯粹的建构主义的逻辑，也就是借助于国家公权力的力量，自上而下地设计和推进法治，破除一切阻碍法治的社会因素，以公权力的速度和强力获取法治的胜利。

那么，如何对待这种在法治理解上的中国与世界的差异，无论对于学者还是各级政府而言，我们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对法治文明共识的任何修正和中国化都需要经过严谨的论证，不能想当然地将中国现实存在的所谓特色都作为是对法治的正确而唯一的正解，否则很可能将导致这种法治指数的设计成为一种掩盖我国法治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华丽外衣⑤。应该说，运用法治指数或者法治指标来描述、衡量和评估法治存在与否及其实际状况，在关于法治的理论研究中也不乏先例，塞尔兹尼克提出的自然的法治理想标准、[1]614-618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即法治的八个准则、[2]55-97拉兹提出的合法性的法治模式的构成要素、[3]186罗尔斯的形式正义的法治模式要求、[4]60-611959年世界法学家大会的《德里宣言》提出的全面正义的法治模式的原则(1961年得到重申后被称为拉格斯法则)，张文显教授提出的现代法治的基本要素与机制的十个方面等等，[5]244-245其实际上所表达的就是法治指数①。